1981年，谢华安培育出杂交水稻“汕优63”。1986年，“汕优63”成为全国杂交水稻播种面积最广的水稻品种，并在此后16年连续稳居首位，谢华安的贡献在业内无人不晓，他于去年底成为中科院院士，这是中国科学技术最高学术称号。但是，他的学术能力正遭受质疑，他的论文和专著被指抄袭和侵占他人劳动成果。（《南方都市报》1月13日）

   即使指责谢华安抄袭的人士，也承认其作出的巨大贡献，而主要集中在对其学术能力的质疑上，但学术能力恰恰是院士评选的硬杠。院士需要凭论文和外语水平，还需要相当的学历学位。在这方面谢华安没有优势，缺少理论水平，不懂外语等。

   近来，被指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院士，谢华安并非第一人，最后，这些指责大多不了了之。那么，这次对谢华安的指责，又会走向何方呢？

   可以发现，不同的人士对指责谢华安抄袭有着不同的态度。除了指责者外，评选单位和谢华安所在单位都有自己的说法，并作了一定程度的辩解。

   那么，“院士抄袭”何以不被“人人喊打”？笔者以为，这与评选单位过于强调量化标准和院士所在单位对院士的追逐、推崇相关。

    对学术成果进行量化评估，看似公正客观，细致易行，但是却在无形中产生了价值导向的偏误，使得许多人盲目追求数量，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质量。急功近利、以多代好、粗制滥造、抄袭拼凑，屡见不鲜。但过分地强调或唯一地使用量化评估，不利于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的取得和学术道德的建设。这在指责谢华安抄袭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由于院士的特殊地位，有些单位盲目地攀比院士的数量，以此来作为衡量单位水平高低的杠杆。福建省农科院的辩解证明了这点。

    撇开这些，还有个人追名逐利的因素在内。坐不了冷板凳，又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受利益驱动，便顾不得学术道德的束缚而铤而走险，寻觅捷径。道德常存于义与利的十字路口，见利而忘义，便是学术道德失范的最主要原因。

   当然，研究者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很多人也不能不为这些世俗所累，应该承认，作为研究者通过研究求取功利是正当的——多付出就要多回报、有成果就要有收益，但名利应该只是研究的副产品而非主产品，当名利成了某些人研究追求的最终目的时，追名逐利就成为这些人从事研究的第一动因，这可以说是造成当前学术道德危机的最直接根源。

   在院士信誉危机中，我们尴尬地发现，院士也是凡人、俗人，少数院士也参与到了商业炒作、抄袭论文、学术造假的行列中来，玷污了院士的称号。正如邹承鲁院士所言：这些人、这些事，虽然只是院士队伍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少数人影响了院士的声誉、特别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就像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

   笔者以为，学术道德危机的严重性存在是不争的事实。而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具有道德含量的，学者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称谓，更是一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正义的道德形象。如果不强化学术道德，整个学术界和知识界恐怕会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循环之中，并对整个社会带来严重影响。

    因此，对“院士抄袭”不被“人人喊打”的现象进行反思就成为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