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墓志铭写道：“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那么，什么叫大学，什么叫大师，什么是大学精神，当今为什么“冒”不出杰出人才？

丘成桐 1949年生于广东汕头，后移居香港。1966年入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1968年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深造，师从数学大师陈省身。1971年获得博士学位。当今著名的国际数学大师之一，曾获得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是迄今唯一获该奖的华人。现任哈佛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及台湾“中华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及意大利科学院外籍院士。

自己说“一流”不合实际

丘成桐：这个问题很清楚，所谓一流大学就是要有大量的、有学问的学者。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一流大学比不上美国的一流大学，也比不上欧洲的一流大学。

中国有学问的人并不是没有，可是大部分学者年纪都大了，“文革”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断代。“文革”以前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可是“文革”中根本没有时间做学问。当时这批人大概是20～30岁的样子。“文革”结束的时候，这批学者的年龄也差不多40岁了，到现在就已经70岁了。虽然七十多岁的人不可以说一定不能做学问，但除了少数几位，一般来说都已经放弃了。况且在“文革”中，基本上不能及时更新学识，可以说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没学什么，到现在也很难跟上研究的发展了。

再看改革开放后长大的这一批，现在也40多岁了，这些人当中很大一部分出了国。出国以后，真正优秀而又回国的不多。很多人就在中国的大学里挂一个名，表面上是回国，其实很多不是真的回国，主要的职位还是在外面。在这些年轻人中，也找不到陈省身、华罗庚、钱学森这类大师水平的学者。

再往后看，就是年纪比较轻的了，他们大多数也在国外。现在有一些年轻的人开始想学习，可是受到种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他们很难用心地学，我们大学的环境不能够和美国一流大学比。这些都是很客观的情况。

中国有些大学说自己是世界一流大学，是不合实际的，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中国数学学会60周年纪念时，我在清华大学所做的一个演讲中就提出要从中国数学现状这一实际出发，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中国数学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迄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同舟共进》：也就是说，中国大学的情况是历史造成的？

丘成桐：是历史文化和人为的原因造成的。

我希望中国很快创造出一流的学问。可是没做出来就先讲自己是一流，画饼充饥，长远来看，对自己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很多大学自称是世界第一流，甚至有个说法是国内某大学全世界排第15，学生不相信，教授们也不相信。个别领导也可能被误导，以为这是权威的说法。可是实际上，你不要讲全世界第15，排名美国东部第15都不到。

《同舟共进》：那这个第15位是怎么来的？

丘成桐：我不知道是怎么排的，我不太清楚，但这些宣传是可以查明的。我觉得做学问需要很扎实地去做，做得到就做得到，做不到就做不到，相差一点点人家可以理解，相差太远就骗了自己，也骗了学生，不是很好的事，不老实是做不成学问的。

像我现在做学问有时候很辛苦，不懂的东西要学，我自知有些东西自己还没学懂，如果没学懂而到处吹嘘的话，我以后也一定学不成功。

《同舟共进》：您刚提到，客观上的原因是“文革”造成了一个断代。

丘成桐：“文革”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不过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同舟共进》：那么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是民族精神方面的问题吗？

丘成桐：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国人讲面子。中国总有那么一些人始终要表示自己是很行的，而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些东西不行，而且不愿意创新和学习新的学问，所以始终不成熟。

名校要有独立精神

《同舟共进》：总体上说，您认为中国大学的学风怎么样？

丘成桐：浮夸是普遍现象。政府现在给很多钱，但又不能多到可以像美国一样足够平均分配，只能集中在几个大学，这几个大学又请不到好的学者，所以就凡事夸大一下。比如，某个大学拿到了20亿，比其他学校多拿很多，拿了这些钱总要表示它有成果，所以就讲它有多伟大，这是很能理解的事。

《同舟共进》：所以您觉得中国的大学缺乏一种真正的大学精神？

丘成桐：一个好的大学应该是讲我做出了什么成果，而不是讲引进了什么人才。我们听到个别大学讲它很伟大，都是讲有什么出名的人才被引进，可是没讲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您听过他们讲成果吗？相反，大家听到的往往是一些让人很伤心的东西，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汉芯”事件，好的东西很少听到。什么叫大师？就是你学术上有成就。没有成果的大师是假的，另一方面，有些教授可能从前是大师，但现在没有成果也不在第一线工作，学校应当尊重他们，但不表示学校的前途全放在这些教授身上。

《同舟共进》：相比之下，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应该至少有哪些精神？

丘成桐：就是做学问，不是虚假地做学问，而是求真、求美、求用。

一个名校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独立的存在意义。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意义是从学问本身来看的。我们要找寻学术的真正意义，而不是因为某大学的某个教授说好，我们就说好。我们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精神去探索困扰人类前途的大问题，去解决大自然的疑难。教授与学生在学术上必须有自由的想法，才能有创新的能力。

中国的大学真正好的专家很少。有些人假装专家，到处批评别人的工作，即使某些院士做了一个决策或评价，不见得他们真懂，于是好的工作受不到尊重，而不好的工作往往得到吹嘘。这种事情会伤害到大学独立精神的存在。

中国的大学应该与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竞争，而竞争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为人类服务。既要“究天人之际”，为天地立心。也要承先启后，培养后辈。

《同舟共进》：按照您的标准，香港中文大学算不算一流大学？哈佛大学呢？

丘成桐：哈佛大学肯定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最好的大学了。哈佛大部分教授都是大师，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一大堆。香港中文大学很不错了，不过跟哈佛比还是差很远的，大师也比较少。

《同舟共进》：大师和一流大学之间，是否存在一种悖论：如果不是一流大学，大师就不肯来；大师不肯来的话，就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大学？

丘成桐：并不见得。如果我们对有学问的人真正重视的话，人家会晓得而到大学来帮忙的。

我们的大学对一流的、有学问的人尊重不够，不是以学问为主，而是以其他的因素来确认它们。而外国很多著名大学，刚开始什么东西都没有，但一旦下决心，投资很大，花很多功夫的话，也能很快做成一流的大学。因为它们尊重大师，这种尊重更重要的是学问上的尊重。加州几个名校历史不算太长，很快就办成功了。加州理工大学就是一个出色的例子。现在中国的大学对年轻的学者、年轻的研究生不够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年轻的学者只是跟着教授走的学徒。

《同舟共进》：根据您个人的感觉，到国内的大学去授课，和在国外授课，感觉在尊重程度上有很大差别吗？

丘成桐：有很大的差别。一般来讲，在国外访问人家跟你讨论的是学问，但在国内很少有当地的学者跟你谈学问，花时间最多的是什么？吃饭、谈政治。可能有一些很年轻的学者很想跟你探讨学问，但很少有机会见到这些年轻的学者。

《同舟共进》：中国大学缺的并不是硬件？

丘成桐：这五年来硬件条件都很好，房子什么的都有，可是硬件不是主要的问题。

《同舟共进》：如果请您给出一个中国如何建设一流大学的建议，您会怎么说？

丘成桐：现在就要邀请大量一流的有学问而又有诚意的人回国做全职的工作。不仅仅是在国内找，还要到全世界去找，甚至找非华裔的学者。只要找到一些真真正正做学问的教授，给他们提供做研究和教学的条件，就可以做成功。成功的因素取决于学校的诚意和决断力，有学问的人知道政府真要重用他们，让他们发挥所长，他们会考虑来帮忙的。

但是这样的话，很多人就要放弃权力。很多著名大学里面的名教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拿出各种阻碍的方法。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整个学术评审制度很不健全

《同舟共进》：您觉得他们为什么不选择踏踏实实做学问？

丘成桐：整个评审制度不健全。中国评审的方法就是靠几个院士。一般情况下，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关系，他们总是将某某评得很好。“汉芯”事件搞得那么离谱，国家拿了一亿多，是谁做检验？谁做审查？不可能不审查吧？有关领导应不应该负责任？这都是评审制度问题。在这方面，全世界最糟糕的恐怕是中国，即让几个院士决定什么东西是好的，然后加上媒体炒作，吹牛皮。

《同舟共进》：从您个人的经历看，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在西方的体制下，能否受到公正的待遇？会不会遇到类似中国的情况？

丘成桐：在西方如果你只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也还是会受到打压。但是，是不是永远不能出人头地？我想你只要踏踏实实做学问，真的做得好的话，谁都阻止不了你。你可能迟一两年才会出人头地，你做的文章是社会需要的，是整个研究需要的，最终还是会慢慢重视你的。

我本人很早就出名。我有些文章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想理，最后他们没办法不理，因为文章里面有重要的东西。所以说，国外也有打压的情况，可是不会永远受限。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很多年轻的学者，在学术界受到很多限制。他们的学问还没有做到真正了不起的时候，很容易会出现受排挤的情况。即使做得很出色，没有院士的支持，也会受打压。

《同舟共进》：也就是说，西方的学术评判标准相对公正？

丘成桐：公正得多了。

中国的院士可以打压一切，基本上所有的评委会都有一定影响力，就算本人不在评委会，也有学术帮派，也可以打压你。中国的院士很有权力，在资源、经费等方面都有影响力。据我了解，4个院士联名写封信的话，一定可以送到中央，中央一定会重视。这种政治上的影响力在外国是绝对办不到的。

实际上这几年来就有很多院士讲院士制度是不好的。

目前的院士制度存在很大问题

《同舟共进》：院士制度已经相当官僚化了吗？

丘成桐：一方面是院士的存在，一方面是几个名校的权力膨胀，这对中国的学术发展完全是不好的。

在美国，就算哈佛大学这样的名校，有些大教授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学术界就不见得这么依靠他了，因为他可能不再做研究了。那是纯粹以学术作为评判标准的。

可是中国整个制度特别尊老，特别记得某教授从前的工作，而不记得年轻人需要新的知识。中国的年轻人要走新的道路，往往有些有权的老先生或者个别大学领导制造出种种障碍，因为创新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中国的创新很难做得成功。其中，院士制度是做学问的大障碍。年轻人只要做得好一点的，都想将来当选院士，有些高校甚至可以控制院士的选举，所以年轻人走的路只能是年纪大的院士走过的路。

《同舟共进》：您的意思是，中国的年轻学者也是迫不得已？

丘成桐：在中国，做院士是荣耀，个人的利益和整个家族的荣耀，还有学校的荣耀、学校的好处，甚至整个省的荣耀和好处都在选院士这个问题上，你怎么可能不去做？

可是院士两年选一次，你选不上还想再接再厉，往往是花八九年的功夫去选，当你年轻时，差不多四五十岁，这是最有能力去做学问的时间，但是你用9年甚至10年去竞选院士，中间基本上在浪费时间，这种制度是完全不合理的。

就像古代考科举一样，像考八股一样，完全不去做真正的学问了。

《同舟共进》：美国院士的情况怎么样？

丘成桐：美国也有院士，但院士不做学问时，他们的意见就没有这么受重视。美国的院士基本上不跟利益挂钩。没有直接的利益，只给你荣耀，当然也不能讲完全没有好处，可是跟中国差得远。

美国的院士跟普通人一样，有的大院士申请经费也拿不到，关键是看你申请的课题好不好，跟你最近有没有做好研究有直接的关系。

《同舟共进》：谁来决定一个院士做得好不好？

丘成桐：专家。一篇文章一定要由真正懂得这行的人来做决定，是真正的专家，而不是由名誉上的专家来做决定。有些专家可以很年轻，他们也可以评，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评过院士的文章，这没有什么问题。

《同舟共进》：您怎么看内地的学术研究成果？

丘成桐：总的来说，应当是有进步，但是距离世界第一流还相当远。对数学来说，中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华先生、冯先生与苏先生在1960年代初期做的，现在与他们比相差很远。这几年来内地文章开始被一些名杂志收了，比如被《科学》杂志、《自然》杂志、数学年刊收了。收了当然很不错，但是要小心，看这些文章是怎么评的？不能单看是国外知名杂志，总还要看内容。我们有的人评审文章从来不看内容，有时拉拢外国教授，或者拉拢一些院士，让他们来讲自己的文章好。甚至用私人关系影响名学者，推荐自己的文章到名杂志发表。假如评审制度做好，我想国内的研究成果会有极大的进展。

《同舟共进》：所以并不说明这些成果的学问含金量很高？

丘成桐：是的。有的名杂志是收了，但收了并不表示你的文章就好。很多名杂志收了很多不好的文章，不时会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些人，就拿这样一篇文章，到处吹自己了不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从来不去挖掘这个文章对整个学术的贡献究竟在哪里。

《同舟共进》：您为什么会对中国的大学教育有如此严厉的评价？

丘成桐：我看到最近这几年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学术风气，比以前差很多，虽然待遇比从前好得多，但对年轻人的培养却越来越糟糕，发展到一定地步，我怕对国家有很大的害处。

中国是我的祖国，所以我要帮她的忙。这是我唯一的想法。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还要做研究啊！但是看到很多年轻人因为被打压而上不来，我愿意帮助这些无辜的年轻人。假如不指出这些问题，我觉得于心不忍。

什么叫大学

杨东平

在新一轮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大学的规模越来越大，建筑越来越漂亮，但我们不得不问，我们的大学究竟是否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今天，我们对于什么叫大学，大学之大究竟指什么，这些概念越来越模糊。

在中国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当中，欠缺的东西很多，大家感到最紧张的还是缺钱。如果认为有足够多的钱就可以打造出最好的教育，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应该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但我们知道最好的大学不在中东，在美洲。在战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代，条件极其简陋的西南联合大学也出了大师。归根结底，大师和大学制度是一所好大学的核心竞争力，这些东西是外在建筑无法取代的。

2004年，复旦大学前校长、两院院士杨福家教授向中央领导人上书，反映高等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主席、温家宝总理都作了批示，2004年11月16日《中国青年报》作了摘要报道，题目是《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困惑》。

从历史上看，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可以说是奠定了现代大学现代性的基础。而当下，大学和市场、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但大学是否具有独立精神是大学至为重要的特点。一所大学的人文精神、价值和理念，只有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办学制度才能生根和落实，现代大学制度也为大学精神的发源和滋养提供载体。没有这样一个制度保障，少数人的精神追求、非常先进的理念很难产生和保存下来。大学精神和大学制度，可谓互为表里。

如果用非常简略的语言表达大学制度，它应该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大学自治；第二，学术自由；第三，教授治学；第四，通才教育；第五，学生自治。

首先，大学自治，即大学拥有办学自主权。这个目标在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就已明确提出，它的核心是划清或确立政府和高等院校的边界，保证高等院校独立自主，按照教育规律办学。1998年高等教育法里非常明确和详细地规定高等院校有八项自主权，可惜多数没有落实。我们现在所有的大学凭一部《高等教育法》办学，大学独立法人的地位成为一句空话。

第二，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既是大学精神和理念，也是大学制度。大学的学术自由，表现在很多方面，有人将其扩展为三个自由：研究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大学的学术自由对学生而言是学习自由，对教师而言则是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

当然，与学术自由相联系的是学术中立或学术责任。20世纪初，美国的大学教授为了保障校园内的学术自由做出学术中立的承诺，大学教授避免卷入社会政治事务，避免对社会政治事件发言，只在自己的领域内活动，以此保障学术自由，但是这样的学术中立到60年代以后被打破了。在60年代民权运动、反战运动高潮的时候，绝大多数教授走上街头和学生参加抗议示威。现在在大学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学者们提出了新的概念——学术责任，用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相平衡。有了更大的自由，就意味着有了更大的责任。

第三，教授治学。教师对学校事务的参与和管理权，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管理制度。迄今为止，中国的大学管理模式是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学校里的行政官员对学校事务有最高的发言权。这是延续了非学术组织、政府组织的行政化科层化的管理模式，而这种管理与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管理的要求是不适应的。大学是学术机构，必须实行学术内行的自我管理。从2000年开始，国内一大批大学开始实行新一轮的教授委员会制度改革，从东北师范大学开始，中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很多大学在学院、系建立了教授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到底是决策机构还是学术评价机构，各个学校在实践中赋予的功能各不相同，但都说明是教授治学。1980年代的时候，这个探索是非常成熟的。

现代大学的管理和100年前已经很不相同，大学已经成为非常复杂的组织，教授不可能直接处理很多复杂的非学术的事务，在美国也是如此。美国的大学有一个副校长主管学校行政，校长是学术领袖，是学校的形象代言人，是公关的主要代表，这个制度在中国新一轮大学建设过程中会获得生命力。

第四，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实际上是大学实行的教学模式，有很深刻的理念，涉及大学教育、职业教育和中等教育，它们的区别何在？清华大学梅贻琦老校长最著名的概念就是大学教育应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大学教育培养现代的知识分子，培养学校的“士”。大学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承担社会责任，转移社会风气，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能够思考解决重大问题、复杂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专家。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的区别在哪里？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能够研究原子弹的是科学家，能够在反核宣言上签字的是知识分子。二战时期大量的德国科学家沦为纳粹的帮凶，给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敲响警钟：知识如果没有价值和伦理的制约，不一定能够造福社会。这就是通才教育。

第五，学生自治。学生自治是学校管理非常重要的准则，大学教育的基本功能是让学生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所以社团活动被称为第二课堂，西方称之为潜在的课程、隐蔽的课堂。除了上学以外，宿舍、校园、社团活动是学生最主要的生活空间，专业技能从课堂上培养，作为人的培养很大程度上来自课堂以外，来自隐蔽的课堂。香港一些大学里，一个星期举办的学术活动比内地大学一年举办的还要多，而且都由学生自主去办。内地的大学现在对大学生活的管理基本上只是管理，而不是让学生参与和自我教育。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导，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教授，从老师变成老板？

张鸣

“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造成的危害，已经有目共睹，在这里，我主要想讲一讲这“两化”对学生的戕害。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学教育，从苏式的专才模式向比较现代的通才教育模式转型，从教材、教法、培养模式诸方面，面临改革的巨大压力。一方面要接受新东西，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国情加以试验，摸索自己的道路。在多年封闭加上“文革”破坏之后，应该说局面相当困难。经过各方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术转型和教学方式变革方面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有了初步与国际学界接轨的迹象。然而，恰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刻，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高调介入大学事务，投入了大量政府资金，并空前强化行政控制，在数字化管理的名目下，高校被迅速拖入了评审学术、数字学术和大学结构“衙门化”的泥潭。各高校大量贷款，大幅度提高学费，开始“大跃进”。学生由于处在“衙门”结构的最底层，受到的荼毒最烈。

首先，学生成了“摇钱树”，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去摇的“摇钱树”。按道理，既然学生交了高额的学费，学校里的一切服务就不应该再收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高校里凡是涉及学生的事务，原本不收费的，现在都要收费了；原本收得少的，现在加倍了。一个成本不足2元的校园卡，能收到50元。补考要收费，有的学校嫌收得少，干脆取消补考，强令考试不合格的学生重修，交高额重修费。由国家下拨的学生实习费、论文打印费等，能拖就拖，能减就减，能赖就赖。连学校的后勤部门也向学生伸手，要电费、水费、卫生费。学校食堂享受国家免税待遇，服务质量却每况愈下，饭菜的质低价高趋势势不可挡。

其次，学生成了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学校的管理人员和老师，可以随意支使学生干这个干那个，甚至帮老师做家务（真正出于自愿的不算）。带研究生的教授们，纷纷把自己的博士和硕士生当成劳工，为自己做课题，从老师变成了老板。工科课题费高，还能付点微薄酬金，人文学科则往往分文不给，免费尽义务。很多教授从社会上以市场化的价格拉来动辄上千万的大课题，全让学生干，自己安享99％以上的课题费，以及相关的荣誉和知识产权。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能干的学生和不能干的学生都毕不了业。不能干的，老板不喜欢，自然毕不了业；能干的，老板喜欢，轻易不能放走，也毕不了业。

其三，学生被培养成奴才或者愤青。人的大学生涯，本是求知欲特别旺盛，自主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产生各种歧见、异见，形成不良习行的时期。加之一代代独生子女的登台，而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多少有点变形，心理不健康学生的比例大有增加的趋势，这更加重了大学教育的负担，需要学校加倍努力，小心应付才是。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大学“衙门化”过程中，官场文化大面积深度复制，在教师变成学官下属的同时，学生则成了下属的下属，奴才的奴才。学校的各种管理越来越严格细致，但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听话。说得对要听，说得不对也要听，还不给学生任何解释；理解要服从，不理解也要服从，从来没有想过给学生哪怕一丁点自治的机会。在这种高压下，学生的心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听话的变成了奴才，不听话的变成了愤青。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高调推行，使得教师素质急剧恶化。只有听话、自甘做奴才的教师，才能得到正面的激励，分到领导剩下的一杯羹，而真正做学问的、坚守人格的教师，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边缘化，因此，教师的个***守和职业道德，越来越劣质化。原本怀着崇敬心情进入大学殿堂的学子们突然发现，有着各种耀人头衔的一些老师，居然是这样的货色：渔利渔色，贪污腐败，侵占学生的成果，公开造假甚至剽窃。他们心中原本尚存的一点具有正面价值的东西迅速崩解，人格遭扭曲，心灵被玷污，本来纯洁的孩子，很快就会变得道德沦丧，没有责任心，什么都无所谓。

教师的身教靠不住，言教也大有问题。在教育行政部门数字化管理的目标体系面前，教师只能为完成数字而挣扎，或者取巧造假；教学认真的教师，得不到正面的激励，反而面临下岗、转岗的威胁。整个学校最为马虎和将就的部分，就是教学。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但由于考核指标重科研轻教学，到目前为止，没有多少人把教育部的话当真。事实上，教学越来越被教师视为可有可无的鸡肋，教师随便缺课、请研究生代课，即使上课，也信口侃山，随意对付。学校没有精力也不鼓励教师改善教学、变革教学方法、优化教材。教材的编写变成了部分教师评职称连带敛财的机会；教学方法的改革，仅仅蜗居在师范大学狭小的领域，其他学校基本上无***这个心。文科的学生不知道如何查资料，不懂得怎样检索信息，更不知道如何分析信息、归纳整理。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教学，实习部分往往被减了又减，甚至变成纸上谈兵。都说大学生就业难，但目前大学生的培养，基本上没有脱离文凭教育的范畴，这样的学生，如何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要？

当然，我所说的虽然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在各个学校的表现形式和恶化的深度是不同的，对于某些学校而言，还保存有一点传统，恶化的速度还不那么快，人们似乎还能忍受。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无论条件怎样，传统有无，“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趋势都在加速，今天比昨天糟，明天可能比今天更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将大学当作靶子是找错对象

葛剑雄

当今中国，看什么问题都不能离开中国这个大环境，看中国大学的现状也是如此。

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大学内的人——从书记、校长到学生，从专业人员到工人——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在大学里或多或少都存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办的，都是纳入党政体系的“事业单位”。脱离中国的实际去讨论大学问题，不是隔靴搔痒，就是缘木求鱼。即使寻求理想的大学精神，至多也只是发思古之幽情，或寄希望于未来。如果真想为大学的现状把脉，还是面对现实，脚踏实地为好。

我主张将大学的问题分为两方面：一是中国普遍性的，或主要是由政治体制、国家政策、主管部门、地方政府等非大学因素造成的；一是大学特殊性的，即由于大学自己的原因产生的问题。

扩招是功是过 根源不在大学

k}{s*`0近年来国人有“新三座大山”之说，教育即其中之一。而在教育这座“大山”中，大学自然占了很大的分量。今年全国“两会”上，大学是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激烈批评的对象。但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尽管这类批评的事实都存在，将大学作为靶子却是找错了对象，或者是故意指桑骂槐。

就拿最受人诟病的扩招、扩建（圈地）、贷款、乱收费来说，真正与大学有关，或者应该受到查处的，只是在这些过程中的腐败和犯罪行为，而这些事本身却都是政府的决策，或者是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

例如扩招，主要是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决定的，学校能够自主增加的极少。没有主管部门的批准，不仅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不出，还会受到查处。扩招无论是功是过，根源都不在大学，大学充其量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又如扩建，其中固然不乏大学本身的需求和建议，但要是没有政府的批准和拨款，没有银行的贷款，没有政府批的土地，建得成吗？大部分扩建是扩招的必然结果，是完全必要的。就是大规模圈地，多数也是政府行为，有的是当局为了自己的政绩，有的是为了商业利益，如土地置换，或使周边的土地增值。有的大学一个新区还没有建好，又奉命建第二个甚至第三个新区，有的要在规定时间内整体搬迁，有几次是学校自己做的决定？大学获得的土地，不是无偿划拨，就是低价转让，或者变相赠送，无论政府是出于重视教育的目的，还是另有所图，学校都只是接受，却不可能强占。

在这里，有必要纠正人们对“大楼”与“大师”关系的误解。论者往往喜欢引用前贤的论述，认为一所合格的大学，不能只有“大楼”，还得有“大师”，或者说“大师”比“大楼”更重要。这话不错，但无论哪位前贤，并没有说过不要“大楼”，也不是说有了“大楼”就出不了“大师”。当初北大、清华、燕京盖的一些“大楼”，不仅远高于一般官府和民居的标准，直到今天大多还是高水平的建筑。像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无论是规模还是标准，都称得上“大楼”。国外多数大学的“大楼”，在当地都属上乘，一些名牌大学的“大楼”完全可与当地的宫殿、教堂不相上下。近年中国大学新建扩建的“大楼”中的确存在奢侈浪费，但绝大多数还只是满足教学和科研的基本需要，甚至只是还历史欠债。梁启超们在上世纪20年代就能使用“大楼”，陈寅恪在上世纪50年代就享有“大楼”……由此可见，大学里出不了“大师”，或者“大师”太少，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绝不是因为有了“大楼”，或“大楼”太多了。

再如贷款，正如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所说，主要是大学为政府承担困难。政府如能按扩招的规模拨足经费，如能兑现按GDP和财政预算增长的比例确定教育经费，绝大多数大学根本不需要贷款，更不会负债。何况多数贷款也是由银行主动和政府牵线，甚至明示校方不必顾虑还款能力。

在政府正常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大学师生的待遇都过低的情况下，学校一度将创收、办“教育产业”和招收自费生、“计划外”作为摆脱困境的手段，并且得到主管部门的支持或默许。急于获得大学学历或各类学位的人以及望子女成龙的家长或欣然接受，或破财以求，或不得不随大流。一旦政府改变态度，这些当然都属“乱收费”。但在正常拨款远低于实际需要的前提下，校长即使是神仙也无法使两者平衡，能不“乱”吗？

至于在这些过程中出现的贪污受贿、挥霍浪费、损公肥私，既非大学特有，或以大学为最严重，大学亦没有豁免的特权，纪检和司法部门依法查办就是了。

高校和学术界已变得相当麻木和自私

另一类是大学特有的，集中表现为学术腐败和学风不端。对此，当事人和相关人难辞其咎，不能诿过于客观条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这类现象会愈演愈烈？为什么涉及的人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并不复杂的弊案却得不到及时、公正的处理？

一些弊案一旦由权力介入，就变得复杂了，有时甚至会黑白颠倒。大学在学位授予、职称评聘、招收入学方面存在腐败现象，始作俑者往往也是一些高官和巨商，许多时候学校和教授想抵制也抵制不了。金钱的魔力同样不能小觑，校长、导师或许能抵挡对个人利益的诱惑，对涉及单位生死存亡的贷款、拨款、资助、项目就不能不权衡利弊，甚至作出违心选择，特别是在正常经费严重不足，公私俱困的情况下。

在学校内部，权力的作用也大于学术评判，教授会、评委会、学术委员会往往形同虚设，专门聘请来的校外专家也只起点缀作用。如某校一位副校长要当博导，偏偏评委会没有通过。但等外校专家一走，校领导直接作出决定，副校长如愿当上博导。又如当初金庸要当浙大博导，并且指定要当历史学的，历史系没有见到具体的申报材料，无法表态，校方照给不误，确定的二级学科是隋唐史和中外交流史。其实只要校方尊重本校教授的意见，金庸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否则他以后也不会以八十高龄去英国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我不止一次在评审会上听到主管部门的表态：我们尊重专家的意见，但最后还得由领导来决定。我与同人相视苦笑：既然如此，还要我们来评什么？但我还是得参加，要不，连这一点发言权也没有，如何向同人交代？

这样说不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应该承认，高校和学术界已变得相当麻木和自私，出了事往往不希望家丑外扬，或者怀疑揭发者别有用心，是利益之争，莫名其妙地同情被揭发者，怕承担查处的责任，怕得罪权势人物，更怕事情闹大无法收场。就是举报者，往往也只敢匿名，不敢直接作证。在扪心自问的同时，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这样的局面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过来的。

总之，只有净化社会环境，避免权钱干预，高校和学术界自尊自爱，高校的问题才会逐步得到解决。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 

为什么“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温总理“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黄全愈

2006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一个教育座谈会上对与会的教育专家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有些人总是喜欢用办学规模大来掩盖办学水平低的矛盾。这里，温总理借钱老之口尖锐地指出办学模式存在令人“非常焦虑”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中国教育的“注、疏、解”思维与美国大学的批判性思维，来谈中国大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

“注疏解”思维与批判性思维

最近，我收到由宾州大学牵头，对全美国36个大学进行教学调研的表格（共有24个大问题及上百个调查细目）。

这项调研围绕六个议题进行。开篇第一题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无独有偶，根据《天赋教育在美国》的介绍，美国“神童”教育（天赋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培养批判性的阅读能力”，第二招是培养“批判性的聆听能力”。在小学阶段还是作为一种行为习惯来培养，到了大学阶段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了。

作为美国天赋教育的入门功夫，所谓“批判性阅读”，就是不仅从阅读中吸收性地学东西，更重要的是从阅读中批判性地学东西。死记硬背、人云亦云，那是末流功夫。批判性阅读才是硬功夫，才是高段位的阅读行为。

发人深省的是，中国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听话”。至于“批判性思维”，那是成人以后再考虑，或者根本就用不着考虑的问题。从小就人云亦云，长大了能有批判性思维吗？别人从小培养批判性阅读能力，我们传统“注、疏、解”式的读经，却是亦步亦趋地从“听话”开始培养人云亦云的习惯。经典就是经典，对经典只能是“注”，“注”完还可以“疏”，“疏”了再“解”……总之，是在前贤的字里行间徘徊。

我在国内上学时，读鲁迅的文章，有些句子怎么读也读不顺。比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有一句“落水狗的是否该打”。为什么不说“落水狗是否该打”，也不说“落水的狗是否该打”，偏偏说“落水狗的是否该打”？我试图从各种语法角度帮鲁迅找那个“的”字的答案，均无法说服自己。于是，就开始怀疑是排版印刷的错误，但找来其他版本，亦一模一样。在当时，鲁迅是不能怀疑的。他是一代伟人，思想之深邃，文笔之辛辣，语言之生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于是，只能突然怀疑自己是否“神经搭错线”……

后来我在一所大学教书，也是这样要求学生的，不然怕误人子弟。有一年，带学生去实习（所谓“实习”就是学生到中学去当“实习”老师，我当“实习”老师的老师），有一组学生教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七八个学生花近半年时间研究这篇文章，不但书皮翻蔫了，最后连标点符号都摸出茧子来了。有一天，有个学生很有些惶惑地指着文内的一句话“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问我道：“黄老师，‘讲义’的定义是‘为讲课而编写的教材’；那么，‘听教材’不合适吧……”

我也惶惑地看着这位学生：“有学生问你？还是你问我？”

他讷讷地：“我怕有学生问我……”

我何尝不怕“有学生问我”？！我犹豫了一会儿：“如果没有学生问你，就算了。等有人问的时候，你再来问我吧。”

其实，注疏解式的“答案”我是准备了的：“如果‘听书’说得通的话，就把‘听讲义’看成‘听书’好啦。”

后来，他再也没有来问我，却使我耿耿于怀至今：不是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我没有鼓励他问问题。

问题的关键不是“听讲义”通不通，而是我们从来不鼓励学生的批判性阅读行为。即使“听讲义”是通的，又即使学生的问题是错的，这种读书读出疑问来的行为，老师仅仅给予道义的鼓励是不够的。超越权威崇拜去追求真理，才能做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不疑问前人，历史将停滞不前，甚至还会倒退。

美国大学的批判精神

前两年去哈佛大学，友人指给我看：哈佛大学的标志是三本书：两本朝上开着，一本朝下盖着。什么谜底？朋友引而不发。

我寻思了几天，豁然开朗：哈佛想告诉她的师生：书本传播了知识，传播了真理；但书本也传播了谬误。因此，哈佛的师生都要不唯书，不唯上！

哈佛精神追求的就是教授和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国内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是外在强加的被动式积累学习过程。批判性阅读则是自我教育的过程。从批判中吸收，是主动的吸收、过滤后的吸收，吸收的是精髓，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质疑、批判，从而对知识进行重构，成为知识的主人、学习的主体。

批判性阅读必须以独立思考为基础。没有独立思考，没有创新意识，就没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因此，批判性阅读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第一块基石。

然而，“批判性思维”不是事事作对、处处唱反调，或者干脆为反对而反对，进行盲目批判。那是“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思维”。“批判性思维”的关键是：既不要盲目地全盘接受，又要以开放的胸襟去伪存真，然后“悟”出自己的思想。许多时候，学生的“起疑”、“存疑”，就是“批判性思维”的开端。简单地把“批判性思维”看作“对着干”，完全是一种误解。

中国的大学考老师说什么（“注、疏、解”），美国的大学考学生想什么（批判性思维）。在国内大学读书，学生忙于埋头做笔记，也有人戏称为“听写课”。在美国大学读书，学生忙于思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国内读书是“学多悟少”，在美国读书是“学少悟多”的原因。

我还在美国大学读书时，就常常惊讶于老师被学生追问得下不来台的尴尬场面；到自己在美国大学教书时，也就把被学生质疑看作一种教学常态。教授就是在学生的不断质疑中完善自己的思想和体系的。学生也是在不断质疑教授的思想中逐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和体系的。这种相辅相成的批判性思维构成了美国大学的批判精神。

钱老质疑中国教育“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太热衷于培养“注、疏、解”式的考生，严重忽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而“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所需要的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是以“批判性思维”作为“内功根基”的。因为“探索”与“创造”是用批判性思维去重新思考别人做过的事情，甚至推翻别人做过的事情，完成前人的未竞事业或开拓前人未涉领域。

一个没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其人格是不健全的。中国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需要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办学模式，着力培养大批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